什麽是知识分子?
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麽人算是知识分子，什麽人不算。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
程度的教育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，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。我在美国留学时，和老美交流
过，他们认为工程师，牙医之类的人，只能算是专业人员，不算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应该
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。照这个标准，中国还算有些知
识分子。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，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，但是
距离太遥远。到了中古，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：在中国，是一些进
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，在等着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，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；学官不时
来考较一下，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；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，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；所
研究的学问，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。而在欧洲，是些教士或修道士，通晓拉丁文
，打一辈子光棍，万一打熬不住，搞了同性恋，要被火烧死，研究的学问是神学，一个针
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。虽然生活清苦，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。这边以天下为
己任，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。两边都出了好些人物，不说是平分秋色，起码是各有千秋。
所以，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。到了近代就不像了。
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
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，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，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。试举一例
，有人说过，知识分子两大特点，一是懒，二是贱．．．三天不打，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
。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。前几天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
的话，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，还没等到。此种事实说明，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
的板子还不太远。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，颇有古希腊的遗风，是公开的
同性恋者，未听说法国人要烧死他。
不管怎麽说，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，只是做法不同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
知识分子，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。做学问的方面，我就不加评论了。至于关注
社会，其方式大不相同。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，经常赤膊上阵，论说是非 ；
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，关注人类的未来；就是讨论道德问题，也是以理
性为基础来讨论。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，主要是些教士，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。我
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，断断不会这样说：你们这些罪人，快忏悔吧，．．．这与身份
不符。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，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。举例言之，我在
海外求学时，在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就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，连
“郭鲁茅巴”都不知道，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。我想这是个蒙古人，不知为什麽我该知
道他。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，原来他是郭沫若，鲁迅，茅盾，巴金四位先生。一般来说，
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，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範畴，就难说有多客观了。还
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“格调低下”，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：“兄弟我格调甚高
，不是俗人！”总的来说，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，最後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
会的道德水平，否则就要国将不国。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，国外的报刊上也有。只是挑
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，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。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
和建设两个方面，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。我不认为这不是批判社会而是批判人。知识
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：一类是中学生；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。这
道理很明白，别人咱也惹不起。
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。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像是：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，
回国服务。想要崇高，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，以便拒绝掉，这也太难为人了；在知识
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。所以，除了树立形像，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，把大家都纳
入体系。从道德上说事，就人人都被说着了。
所谓道德体系，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。问题是，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
出来的，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。可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，关
上门就可以造。造出来人家用不用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我们当然可 以潜心于伦理 学
，道德哲学，营造一批道德体系，供社会挑选，或是向社会推荐，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
干。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只管呼吁不管干，并且善用一种句式：“要如何如何”。虽然
气魄宏伟，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句空话而已。
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麽了。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
那样建立道德体系，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那样保持价值中立。他最爱干的事是拿着
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，如前所述，这正是中古的遗风。倒霉的是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，
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，自己都说不清；于是就只剩下哀叹的份儿。当然，知识分子也是
社会的一分子，也该有公民热情，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；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
做事时，是以公民的身份，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和大家完全平等。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
不了，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。 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。
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?
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，批判找不着目标，颂扬也找不着目标，只一件事
找得着目标：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，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，没有它我们
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，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，其功
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，维护也好，变革也罢，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。要社会把
这份责任全交给你，得有个理由。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？凭我妙笔
生花，词儿多？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。凭我是个好人？这话人人会说，故而不能认真对
待。说来说去，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。那麽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，说那些说得
清的事；把那些说不清的事，交付公论。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麽讨论社会问题：从
人类的立场，从科学的立场，从理性的立场，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。咱们能不能学会？
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，就讲硬道理：有什麽事，我知道，别人还不知道；或者有什麽复
杂的问题，我想通了，别人想不通；也就是说，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。这
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，但也未见得不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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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编自《沉默的大多数：王小波杂文随笔选编》，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7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