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麼是知識分子?
我到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什麼人算是知識分子，什麼人不算。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
程度的教育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，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。我在美國留學時，和老美交流
過，他們認為工程師，牙醫之類的人，只能算是專業人員，不算知識分子，知識分子應該
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，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。照這個標準，中國還算有些知
識分子。如果到歷史上去找知識分子，先秦諸子和古希臘的哲學家當然是知識分子，但是
距離太遙遠。到了中古，我們找到的知識分子的對應物就該是這樣的：在中國，是一些進
了縣學或者州學的讀書人，在等著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，能領到些米或者柴火﹔學官不時
來考較一下，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﹔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，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﹔所
研究的學問，屬于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。而在歐洲，是些教士或修道士，通曉拉丁文
，打一輩子光棍，萬一打熬不住，搞了同性戀，要被火燒死，研究的學問是神學，一個針
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。雖然生活清苦，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。這邊以天下為
己任，那邊立志獻身于上帝。兩邊都出了好些人物，不說是平分秋色，起碼是各有千秋。
所以，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。到了近代就不像了。
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
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，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，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。試舉一例
，有人說過，知識分子兩大特點，一是懶，二是賤．．．三天不打，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
。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。前幾天我在一部電視劇裏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
的話，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，還沒等到。此種事實說明，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
的板子還不太遠。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，頗有古希臘的遺風，是公開的
同性戀者，未聽說法國人要燒死他。
不管怎麼說，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，只是做法不同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
知識分子，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。做學問的方面，我就不加評論了。至于關注
社會，其方式大不相同。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，經常赤膊上陣，論說是非 ﹔
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，關注人類的未來﹔就是討論道德問題，也是以理
性為基礎來討論。人家那裏熱衷于倫理道德的，主要是些教士，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。我
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，斷斷不會這樣說：你們這些罪人，快懺悔吧，．．．這與身份
不符。我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，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。舉例言之，我在
海外求學時，在《人民日報》(海外版)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就說現在大學生水平太低，連
“郭魯茅巴”都不知道，我登時就如吃了一悶棍。我想這是個蒙古人，不知為什麼我該知
道他。想到了半夜才想出來，原來他是郭沫若，魯迅，茅盾，巴金四位先生。一般來說，
知識的多寡是個客觀的標準，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的範疇，就難說有多客觀了。還
有一個愛說的話題就是別人“格調低下”，我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：“兄弟我格調甚高
，不是俗人！”總的來說，這類文章的要點是說別人都不夠好，最後呼籲要大大提高全社
會的道德水平，否則就要國將不國。這種挑別人毛病的文章，國外的報刊上也有。只是挑
出來的毛病比較靠譜，而且沒有借著貶別人來抬自己。如果把道德的倫理功能概括為批判
和建設兩個方面，以上所說的屬于批判方面。我不認為這不是批判社會而是批判人。知識
分子的批判火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：一類是中學生﹔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。這
道理很明白，別人咱也惹不起。
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面了。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像是：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，
回國服務。想要崇高，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請，以便拒絕掉，這也太難為人了﹔在知識
分子裏也沒有普遍意義。所以，除了樹立形像，還該樹立個森嚴的道德體系，把大家都納
入體系。從道德上說事，就人人都被說著了。
所謂道德體系，是價值觀念裏跟人有關的部分。問題是，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
出來的，道德體系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。可是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系，關
上門就可以造。造出來人家用不用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我們當然可 以潛心于倫理 學
，道德哲學，營造一批道德體系，供社會挑選，或是向社會推荐，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
干。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只管呼籲不管幹，並且善用一種句式：“要如何如何”。雖然
氣魄宏偉，歸根到底也不過是句空話而已。
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麼了。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
那樣建立道德體系，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那樣保持價值中立。他最愛幹的事是拿著
已有的道德體系說別人，如前所述，這正是中古的遺風。倒霉的是，在社會的轉型時期，
已有的道德體系不完備，自己都說不清﹔于是就只剩下哀嘆的份兒。當然，知識分子也是
社會的一分子，也該有公民熱情，針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干的事﹔不過出于公民熱情去
做事時，是以公民的身份，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，和大家完全平等。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
不了，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。 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。
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?
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，批判找不著目標，頌揚也找不著目標，只一件事
找得著目標：呼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，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系的責任，沒有它我們
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。要論價值體系的形成，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，其功
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，維護也好，變革也罷，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。要社會把
這份責任全交給你，得有個理由。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來吧？憑我妙筆
生花，詞兒多？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。憑我是個好人？這話人人會說，故而不能認真對
待。說來說去，只能說憑我清楚明白。那麼我只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，說那些說得
清的事﹔把那些說不清的事，交付公論。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討論社會問題：從
人類的立場，從科學的立場，從理性的立場，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。咱們能不能學會？
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，就講硬道理：有什麼事，我知道，別人還不知道﹔或者有什麼復
雜的問題，我想通了，別人想不通﹔也就是說，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。這
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，但也未見得不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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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編自《沉默的大多數：王小波雜文隨筆選編》，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1997。
